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以史为鉴之瘟疫及防疫

发表时间：2020/4/23 7:50:20  浏览次数：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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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之瘟疫及防疫

      ——献给4月23日第25届世界读书日

 古代瘟疫时常横行，甚至改变了历史。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先后发生过300多次瘟疫流行，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

 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瘟疫大暴发，加之战乱，人口骤减，由6000多万减少到1500万以下。《三国志》就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唐宋时期的记载往往有“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江南频年多疾疫”等表述。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因疫病，众多士兵病亡，最终大败，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之一。

 《明史》记载，从万历年间开始，传染病疫情出现了发生频率逐渐增加，烈度逐渐提高的趋势。1644年春，鼠疫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当时的北京死亡多达数十万人。《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北京城已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左右，因此有史学工作者将明代灭亡和鼠疫联系起来。

 1910年至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暴发的鼠疫，夺去了6万多人生命。对于这次的鼠疫，有专业人士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境遇，卫生状况比较恶劣，传染病流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比较严重。

 中国这样，世界亦如此。

 公元前430至公元前427年，席卷整个雅典的瘟疫直接导致了近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亡。以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的名字命名的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41到542年在地中海一带大暴发。据研究，这是埃及运粮船上的老鼠给东罗马帝国带来了一场瘟疫，在当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每天有多达5000人死亡。最后，这座城市约40%的人口死亡，并蔓延开来，导致了上千万人死亡，甚至皇帝本人查士丁尼一世也染上了这种疾病。查士丁尼瘟疫使劳动力和兵力锐减，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对东罗马帝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14世纪中叶，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令人谈之色变。根据学者估计，1347年至1353年黑死病在欧洲大暴发，导致2500多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后来这场疾病在世界蔓延，大约夺取了5000万人的生命。这场瘟疫改变了欧洲和世界的面貌，很多神职人员染病死亡，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削弱了教会对大众的精神控制，引起欧洲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全方位危机，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16世纪，蔓延于美洲的瘟疫，夺走了数百万印第安人的生命，约占美洲大陆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因感染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而死。

  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大瘟疫，导致近10万人死亡，占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1918年到1919年流感从欧洲蔓延到全世界，造成上亿人感染，夺去了2500多万人的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多。

 瘟疫对人类带来了极大伤害。所以，有专家建议，研究历史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分注重人类文明及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历史，今后要对人类文明所依存的环境及环境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加强研究。

 面对破坏性极大的瘟疫，中国古代上至朝廷，下至平民都十分重视，也总结出了很多有效的手段。

 第一招：控制源头

 据史料记载，从汉代开始，就用隔离病人的方式来控制瘟疫的传播。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其源头是上游被污染的水源，有这源源不断的污染源，瘟疫蔓延速度极快。眼瞅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新任知州刘彝果断采取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生活区。

 正是用了这一招，虔州瘟疫才被彻底遏制。

 第二招：切断传播路线

 古代注重隔离预防，加之交通不够发达，很多瘟疫能够控制在有限的区域内。

 早在秦朝，就实行了“隔离法”：凡是得（麻风）病的，都集中到“疠迁”去住。使用这招数，一般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因为那时候病人一旦被“疠迁”，基本等于被判了死刑，能否活命，全看个人造化了。

 这手法，清朝执行的更彻底。由于女真人来自于关外，对天花的抵抗力相对较弱，即便皇族染上天花，也很难幸免。

 所以，清朝对天花严格把关：清代的法律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二十里处居住。海外过来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

 第三招：免费医疗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其他中医经典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了一些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

 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随着防治疫病的认识不断提高，开始实行免疫治疗，主要是针对天花。明朝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清朝将其引入宫廷，为皇室成员种痘，后来这一技术传到欧洲，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

 从汉初开始，就有官方的志愿者免费为疫区和患者提供医药服务。而这项惠民政策，后来也被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延续。

 北宋时期，一旦面临疫灾，政府就会立即拨付专款、选派专人，到疫区救助。医生是全国各地最好的医生，而药费则由朝廷无偿埋单。

 典型的太宗淳化三年开封疾疫，朝廷就命令太医局选了十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到一线治病救人。

 此外，官方还会强制推行卫生改革。明朝景泰五年爆发的四川瘟疫，一时难以控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天谴”，可当地巡抚不信邪，玩了一把硬操作，他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中国古代对防疫虽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也存在着明显不足。

 一是缺乏有效的组织性防疫。旧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组织能力弱，在民间，每当瘟疫流行，地方政府与社会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散药等工作，没有持续性，无法持续有效地组织防控。所以瘟疫流行时间长，危害大。

 二是防护技术不足。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存在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但无法根本性阻止。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前，我国也曾经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抗瘟疫斗争：

 一次是消灭血吸虫病。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防治工作，并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终于在1958年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毛泽东看到报道后作《送瘟神》诗二首，表达了兴奋之情和豪迈气魄，其中两句就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次是2003年抗击非典的胜利。非典暴发时，面对这个当时世界医学界尚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病，人们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也促进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战胜疫情、从磨难中奋起带给我们宝贵的启示。

 第一，正确判断形势，辩证看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在这次大考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准确判断形势，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防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

 第二，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底线思维，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当出现风险的时候，我们要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切实把斗争落脚在化险为夷、转危为机上。

 第三，尊重自然，尊重规律。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教训当中深刻认识到尊重自然、尊重规律的极端重要性，一定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充分依靠群众。自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民族就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中国共产党深入到群众当中去，起到了团结群众、凝聚群众这样一种核心的领导作用。

 第五，伟大精神是战胜疫情的强大动力。历史上防疫斗争的经验启示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伟大精神，增强战胜磨难的决心和信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以迎难而上的英雄气概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气魄，明确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

 这一次抗击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坚持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团结一心，不辞辛劳，守望相助，真诚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形成了共同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也孕育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义无反顾、顽强拼搏的战疫精神，赋予伟大的中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激励我们取得抗击疫情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摘编/章友斌  ）